作者:泰栋
王博平，宁波北仑大碶王隘人。１９１６年生，１９３８年１月奔赴陕北参加革命，１９４０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历任我党领导的江南独立中队中队长、舟山游击支队并兼东海总队政治部主任。解放后，历任中共镇海县委委员、副县长，宁波地委委员、常委、副专员、专员、地委副书记，浙江省委常委、副省长，于１９８２年去世。青年时期他在杭州中医专科学校学习后，于１９３６年回到家乡，开办了一个博平诊所，治病救人，是镇海江南（会北仑）一带有名的中医生。出于对祖国的热爱，视抗日救国为己任，他有了妻子女儿，收入也不菲，却抛弃了舒适的生活奔赴陕北，参加抗日战争。他在东海边长大，与惊涛骇浪搏斗，与渔民兄弟一起生活和战斗，养成一种豪迈直爽的性格，所以薛驹同志为他的纪念文集题写书名时，名之为“东海之子”。
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他建立和保存了两支武装，一支是江南独立中队，有七十多人，在１９４１年冬，编入五支四大新四队，成为新四军浙东纵队的主力中队之一，转战南北。一支是解放战争中他由党组织派回东海，领导一支徐小玉部队改编的舟山游击支队。１９４８年８月，东海游击总队在六横被蒋介石派来的海、陆、空军包围时，三百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十八人撤往四明山。王博平立即决定，将舟山游击支队主力约一百五十人撤出，然后让他们绕道公海，冲出封锁线，到达苏北斗龙港。这两支人民武装的建立和保存，王博平费尽心机，功不可没。解放后他在镇海、宁波、省里工作，仍一如既往，一心为民，坚持真理，爱护同志，廉洁奉公。他去世后，省委对他的评价是“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，党的好干部”，老百姓对他念念不忘，说他是“共产党的清官”，确确实实是“三个代表”思想的忠诚实践者。
１９５８年宁波地区遭遇旱灾，姚江咸潮上溯。过去咸潮到鄞县岐阳慈溪江中一带，田稻即可能棵粒无收，有“破岐阳，烂江中”之谓。当年咸潮直到丈亭，还可能上溯，姚江两岸几十万水稻田面临绝收境地。余姚三万群众自发在丈亭拦江筑坝以阻咸潮。但把江堵死，以后遇洪灾，排水怎么办？地委和县委研究决定劝阻群众堵江，在江上建闸，关闸可阻咸蓄淡，开闸又可排洪排涝。在当时经济尚较困难的情况下，要造这样的大闸可不是容易的事。王博平说：“闸必须建，怎样建可以研究？”他同水利局同志一起商量，由老工程师施求臧提出建闸方案。施工认为，可在湾头挖土建闸，闸建成后挖通两头，“这样岐阳、江中不会受到咸潮威胁。”经费怎么办？王博平先报省请求协助，省里不同意。王博平想，这姚江大闸工程，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事，不能等靠要，只得由自己来设法解决。８月经初步设计核算，所需经费约一百六十万元，由受益各县分摊解决，并分配了各县出工数，决定于９月份破土动工。所需水泥，叫专区水利局、公安处各办一个水泥厂，自己烧制；所需约十万立方米石料，开采已来不及，结合平整土地，收集旧石料；钢筋是最大难题，决定收集废铜烂铁由王博平与上海炼钢厂联系，调换冷条。经过万余民工日夜奋战，花了十个月时间，大闸终于在次年６月建成，从而使姚江两岸五十万亩农田基本上解决了灌溉问题，改变了“烂岐阳、破江中”的面貌。姚江大闸建成后，洪涝时排水还不畅，王博平又提出在姚江“开后门”，一方面加快建设姚江向杭州湾排水工程，一方面把专署历年财政积余全部拿出来建造澥浦大闸，把洪涝直接排出海。他对宁波地区的水利建设真是耗尽了心血，还事必躬亲，他跋山涉水，走遍了这一带的山山水水。
１９６４年秋冬之交，王博平带了一批干部到宁海深圳考察。一天，到了深圳边缘靠近新昌的马岙乡，乡里干部说，离乡政府十多公里外还有个望海岗山村，海拔九百多公尺，山高路远，乡干部也很少去。王博平说要上山去看看，就沿着羊肠小道，步履蹒跚来到望海岗。时已傍晚，山风很大，还飘起了雪花。村中只有一间瓦房，多茅草房，住了七八户人家，靠烧炭，种玉米、蕃茹为生。山上，土地平坦，土壤松而黑，农民叫作香灰土。王博平找村民来座谈，他说，你们靠伐林烧炭、种六谷为生，人辛苦，日子也不会过得好。应该发展经济作物，在山坡上种茶。山民说：“种茶树没有种子，怎么培育我们也不懂。”王博平说：“茶树种我替你们想办法，培育我派技术人员来帮你们。”他对跟他一起去的粮食、水利、交通部门干部说：要帮助望海岗解决好粮食供应问题，并要把公路造到山上来，水利部门要帮助深圳龙宫建一个小水力发电站，解决山村的动力和照明问题。经过三十八年的努力，望海岗村现在已建成四百多亩高标准茶园，所产“望海茶”无任何污染，被农业部评为“部优产品”、“绿色食品”，在国际上获得过金奖，年年供不应求。望海岗村党支部书记俞志军说：“我们望海岗村现有十九户，社员仍坚持集体劳动，年终分红，２００１年全村总收入达一百二十三万元，平均户均收入有二万多元。家家都住上了瓦房，各种电器用具均有，已过上小康生活。”
王博平一生光明磊落，胸怀坦荡，不唯上，不唯书，唯真理是从。在大跃进中，他参观了高产田，直言不讳地说：“这是聊天八只脚，乱话三千”；将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高产”的说法斥之为“唯心主义”、“唯意志论”。在１９６１年-１９６３年三年困难时期，他说：“这困难是人为的，一方面生产上瞎指挥，使粮食大面积减产；一方面多报产量征了过头粮，连农民的口粮、种子都挖出来，那能不饿死人？！”他对县区干部说：“你们不要乱报产量，产量吹得天花乱坠，征了过头粮，以后又安排返销粮，这不是周郎妙计安天下，陪了夫人又折兵吗？我只怕饿死人，不怕戴右倾帽子。”正由于他敢于顶“左”风，顶浮夸风，所以宁波地区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问题。
“文革”开始，王博平以他敏锐的政治识别力，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公开表示不满，说"这个女人过去长期不工作，现在上窜下跳，讲别人是臭婆娘，我看她倒是道道地地的臭婆娘。对中央文革，他也直言不讳地说：“中央文革这帮人，只会摇笔杆子，没有做过实际工作，这样搞法，怎么会不搞乱？”后来，就因此而被打成“现行反革命”，隔离审查，被关押了三年。但他对此一点不后悔，他这种唯真理是从，在权势面前不低头，不奴颜婢膝，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，甚至置个人荣辱安危于不顾的精神，确实难能可贵。
王博平的高贵品质还在于对同志遭受冤屈，敢于挺身而出，仗义执言，为其平反雪冤。１９５１年，镇海上阳一带进行土改、镇反，工作队把上阳乡一个党员张和法当成土匪，五花大绑押赴柴桥准备枪决。王博平在东海总队当政治主任时，与张和法已认识，张大喊“救命”，王即对押解的公安部队说明情况，请他们枪下留人。回到县里，他向县委书记说明：张和法曾在东海总队工作，东海总队北上，他回到家乡隐蔽，不是土匪。这样，总算留下张和法一条性命。在当时很讲“阶级立场”，将张和法救下来，不仅要了解情况，还需要很大的勇气。童志行老人在上世纪５０年代曾任镇海庄市区委书记，１９５８年被错划为右派，“文革”开始后又被打成“苏修特务”，含冤被关牢狱十年，妻子贫病交迫而死，留下六个女儿，求乞度日。１９７７年，童志行刑满释放，仍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，不得已到省里找到王博平同志请求帮助。王博平热情接待，问清情况后，两次写信给宁波市委书记和省委管政法的书记。１９８０年，省高院终于对童一案四人“宣告无罪，撤销原判”。
王博平解放初期在镇海当副县长时，家无隔宿之粮，据当时与王博平在一起工作的阮晓钟回忆，有一次他去王博平家吃饭，其女儿竟向邻居家借米借鸡蛋，可见一斑。王博平的官越做越大，但他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，住普通民宅，有专车不坐，每天步行或骑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上班。对自己子女也要求极严格，决不允许特殊化，对别人却宽大为怀。李丰平曾给王博平题诗一首曰：
革命一生著功勋，赴汤蹈火任纵横，
坚决斗争四人帮，不畏迫害敢挺身。
领导工作多面手，主管财经显奇能，
病魔过早夺才俊，一尘不染到终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