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:徐守成
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，“古者建国，教学为先”，作为教学用的教科书，是由国家审定颁发的，是教师讲授和学生学习的基本依据。据考古发掘揭示，人类使用过的教科书，不仅内容繁多，而且创作的材料也很驳杂。世界上曾有过用黄金、羊皮、竹简、绢帛、石碑等制作的教科书。自从我国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，人类才开始用纸制作教科书，一直使用到今天。教科书中最为昂贵的当是金版教科书，而版面最大的则是我国古代的石碑教科书，堪称中国教育的世界之最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特色，被人们誉为“石版文章”或“刻在石头上的历史”。由于所刻的内容是儒家的经典，故又称“石经”，它对我国儒家经典的保存和流传，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。
我国古代的石经，始创于东汉灵帝刘宏熹平四年（１７５），把由朝廷选定的四书五经，刻在石碑上，作为学生的标准读本。我国东汉、曹魏、唐、后蜀、北宋、南宋、金、清等朝代都刊刻过作为学生读书范本的石经，它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历史上一直重视教育。 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有一段说：“及碑（即东汉熹平石经）始立，其观视及摹写者，车乘日千余辆，填塞街陌”。生动地显示了我国古代人心向学的良好风气。
岁月沧桑，而今留世的石经，已所剩无几。唐开成石经尚存西安碑林，清乾隆十三经存北京首都博物馆，其中由皇帝亲书勒石并保存到现在的有两部：一是唐玄宗李隆基书写的《孝经》，今存西安碑林；二是宋高宗赵构及皇后吴氏书写的南宋太学石经，今存杭州碑林。
这块南宋太学石经，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为我国四大石经之一。但经八百多年的历史变化，它已断裂，字经风化亦有不少剥落。
太学，是我国古代官办的最高学府。宋室南渡后，于绍兴十二年（１１４２）四月，诏令礼部，继承北宋制度，暂于临安府学“措置”（筹办）太学。翌年正月，临安知府王喚，在纪家桥东、前洋街北（约当今延安路浙江大学医学院一带）被抄没入官的民族英雄岳飞故宅地，设置太学。后生员日益增加，太学不断扩建。南宋太学，建筑规模宏阔壮丽。太学西侧为孔庙，门列二十四戟，中建大成殿，祀奉孔子，十哲配享；两庑彩绘孔子七十二弟子像，前代贤哲从祀。每年春、秋行释奠礼，由太常乐工奏乐。殿后有光尧石经阁，内奉宋高宗赵构和吴皇后手书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及宋孝宗赵昚御札等刻石。绍兴二十六年（１１５６），宋高宗赵构又将所作《文宣王（孔子）赞》和《七十二贤赞》并《序》刻石，存于太学，作为太学生攻读经典的国家标准教科书。这些手书后由宋孝宗赵昚命石工刻在石碑上，并复制刻本颁发各学。太学中部为讲学区，有崇化堂、首善阁。崇化堂为讲堂，内藏有宋理宗赵昀亲书的朱熹《白鹿洞学规》石碑；首善阁内有历朝有关教育的御札。崇化堂后及两侧，有学宫廨舍。太学东侧为学生斋舍。初设十斋，续在太学北侧增七斋，后又增三斋，由著名书法家米友仁（米芾子）、张孝祥书匾。各斋有楼，东西壁上有过去太学生科举题名。太学后面为太学生练弓与进行体育活动的场所，称“射圃”。
太学初建时，所定名额为三百人，设斋舍十。但开办后即有七百人入太学，其中上舍生三十人，内舍生一百人，外舍生五百七十人。至宋宁宗赵扩时，上舍生三十人，内舍生一百三十人，外舍生一千四百人，共有一千五百六十人。宋度宗赵昚咸淳年间，又增至一千六百三十六人。南宗太学课程，以五经为主要教材，四书也列为教材，诸生各习一经，每经设博士授教，诗、词、赋、策也随时兼习。南宋太学历时凡一百三十四年，当时著名的学者如陆九龄、陆九渊、吕祖谦、叶适等均曾先后在太学任教。
南宋太学石经，是宋高宗赵构和皇后吴氏手书，刻成于绍兴十四年（１１４４）至十六年（１１４６）。南宋淳熙四年（１１７７），宋孝宗赵昚在孔庙大成殿后（今浙江大学湖滨校区南部）建阁奉安，亲书匾曰：“光尧石经之阁”，置放石经，故南宋太学石经，也称为‘光尧石经”。
元灭宋后，蒙古贵族对南人歧视和压迫更甚。江南释教总统西僧杨琏真伽，在南宋凤凰山大内行宫故址建造了“镇南塔”，妄图永远镇住南宋臣民，并把太学中的石经搬去作塔基。幸亏当时杭州地方官申屠致远力争，才免遭全毁的命运。至元三十一年（１２９４）江南浙西等处肃政廉访使徐琰就南宋太学旧基改建西湖书院，阁碑再一次遭到毁损。明洪武十一年（１３７８），这里改建为仁和县学。后来仁和县学徙建于府学之右贡院旧基，南宋太学石经，复遭流徙，“岁深零落，踣卧草莽间，龟蚨螭首，十缺其半”（《经义考》）。
明宣德二年（１４２７）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吴讷，搜集整理残损石经八十余方，凿去南宋奸相秦桧刻在石经卷末的跋语和石章，并另作《石经歌》刻石，立于仁和县学。
《石经歌》对太学石经是这样描述的：
思陵避敌东南隅，临安建国称行都。
投戈讲艺事经术，诸经语孟咸亲书。
字形仅比黄庭小，楷法欲与争先驱。
宸章赫奕丽霄汉，鸾翔凤翥昭神谟。
宰臣敷奏勒琬琰，工徒竭蹶争奔趋。
琢成丰碑凡二百，一一摹刻无遗余。
身高八尺广逾半，上圆中直安方趺列……
明天顺三年（１４５９），石经又随仁和县学迁往涌金门府学之右。明正德十三年（１５１８）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宋廷佐，将石经残石及宋高宗赵构的《七十二圣贤赞》、宋理宗赵昀的《列代圣贤赞》等珍贵刻石，全部移入杭州府学孔庙大成殿内（今杭州碑林地），安放在尊经阁中。清代，府学屡经修葺，八十余石均能保存。民国以降，旧学废弃，杭州府学日渐衰微，石经也无人管。抗日战争大爆发，日军侵入杭州，珍贵的孔庙楠木大成殿被日寇拆毁，石经险遭不测。据钟毓龙《说杭州》记载：“将大成殿移至泮池之前，所有棂显门、启圣祠及其他一部分房屋悉数拆去，打破后垣而运出之。盖此等木材皆前朝所遗，甚珍贵。”幸亏日寇未看上石经，不然无遗物矣。
建国后，南宋太学石经被列为首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１９８２年，省市文化部门完成了杭州碑林的总体设计，一方面以现有大成殿为基础，按孔庙的原有格局修建，恢复杭州孔庙原貌；另一方面，在修复或改建时，注意保护好这些重要文物，建成后分类陈列各类碑石，使之永远保存。
南宋太学石经，共有几石，已无从查考。据清代阮元的《两浙金石志》说：“绍兴二年（１１３２），宣示御示《孝经》，继出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、《论》、《孟》及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学记》、《儒行》、《经解》五篇，总数千万言，刊石太学……，琢成丰碑凡二百，一一摹刻无遗余。身高八尺广逾半，上圆中直安方趺列。”现陈列在杭州碑林大成殿的南宋太学石经，共有八十五石，分别为《周易》二，《尚书》七，《毛诗》十，《中庸》一，《春秋》四十八，《论语》七，《孟子》十。石经高一丈，宽四尺，笔立恢宏，洋洋大观。当人们徜徉在这工程浩繁、规模宏伟的“石质书库”里时，一定会为我们古人重视教书育才的精神所感动，起而为弘扬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而努力。南宋太学石经，楷书平均纵１６０厘米，横９５厘米。南宋叶绍翁《四朝见闻录》称：“石经为高宗及皇后同书”，“高宗御书《六经》，尝以赐国子监及石本于诸州庠。”“上（宋高宗）亲御翰墨，稍倦即命宪圣（吴皇后）续书。”后人评其石经：
晋唐以来重经学，高宗手写尤堂皇。
笔端既正字更古，细看不异钟与王。
宪圣续书复精妙，理宗作序多颂扬。
刻记绍兴十三载，太守奉诏工精良。
（《栖饮草堂诗集》）
明代大书法家文徵明，也称“此书楷法端重，结构浑成，正思陵之笔。”作为一种书法艺术，南宋太学石经在我国书法史上，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。
清人有诗赞之曰：
七百余年翰墨馨，碑廓推拓响珑玲。
上庠多士钦模范，首善当时重典型。
信古欲求真学问，尊儒莫说小朝廷。
御书虽不分三体，校正何殊汉石经。
（《杭郡庠看南宋石经》）
杭州碑林是杭城的“石质图书馆”，现存碑刻约五百方，荟萃了自唐迄清各朝书家手迹及绘画、科技、史实等精品，大多与杭州有关。其中名碑，除南宋太学石经外，还有五代吴越国王钱元瓘墓室星象图刻石，宋理宗赵昀御碑《圣贤赞》，五代贯休的《十六应真画像》碑，北宋李公麟的《七十二圣贤像》刻石（存十四），苏东坡的《表忠观记》碑，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的画像碑，元代赵孟頫书写的《佑圣观重建玄武殿记》碑，清代的《浙江省水利全图》碑及明末张苍水手迹刻石等等。这些碑石都具有较高的历史、科学和艺术价值，给历史文化名城杭州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，是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。